3.4亿，是一个什么概念？差不多相当于整个美国的人口。 按照《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》，截至2025年末，全国参保离退休人员15215万人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际领取待遇的有18820万人，两项加起来约3.4亿人。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32338万人，占总人口的23.0%。 每个月，这3.4亿人都在等同一笔钱。钱从哪来？能领多久？能不能一直涨？这几个问题，比很多人想象的更早来到眼前。 很多人以为，养老金就是“退休那天开始领的那份钱”。其实，中国的养老保障是一座三层楼。 一楼最宽，二楼和三楼都还比较窄。二楼是企业年金，2004年开始推行，主要面向企业职工。每个月从工资里拿出一部分存进去，可以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。 三楼是个人养老金，2022年开始试点，2024年12月推向全国。任何人每年最多可以往账户里存12000元，享受税收优惠，有点像美国的401(k)计划，也像英国的终身个人储蓄账户。 问题是，这两层楼住的人不多。 参加企业年金的大约3000多万人，不到劳动年龄人口的5%。个人养老金开户的人不少，但真正持续缴存的比例并不高。 真正撑住整栋楼的，是一楼，也就是基本养老保险。它是公共的、强制性的，覆盖人数超过10亿。 一部分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，面向城乡未就业居民，覆盖5亿多人；另一部分是以就业为基础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，覆盖另外约5亿人。一楼越宽，压力越集中。 这份压力，第一层来自差异。由于过去很长时间里，养老保险的具体政策多由各省份统筹，较富裕省份的退休人员，待遇往往好于经济欠发达地区。 户籍因素又让这种差异更明显。一个人哪怕去了更富裕的城市打拼多年，养老待遇仍可能和原户籍地挂钩。 城乡之间的差别更直观。 城镇职工的养老金，动辄几千元；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，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把月最低标准从143元提高到163元。涨了20元，是进步，但和职工养老金放在一起看，差距一目了然。 代际之间，也有一道看不见的坎。上世纪90年代以前，公职人员退休后几乎可以领取全额工资作为养老金，工作期间却不需要从工资里缴费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“铁饭碗”。 1997年，我国开始向缴费型养老金制度过渡。此后，一部分老一辈退休人员领取的待遇，明显高于今天年轻人未来所能预期的水平。 这些差异，国家其实一直在动手抹平。2015年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启动，“双轨制”开始并轨。 2022年起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正式实施，用全国的“大池子”去平衡各省之间的余缺。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也在连年上调。 方向是清楚的。只是，抹平几十年形成的落差，需要时间。比差异更硬的问题，是钱够不够。 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烦恼。几乎所有人口老龄化的国家，都在为未来的养老金支出发愁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年一直在推一个概念，叫“公共部门净值”。它不只看一个国家欠了多少显性债务，还把它拥有的土地、股权等资产算进去，再把养老金这类长期负债也算进去。 为什么要这么算？因为养老金承诺是实打实的“未来账单”，在一些国家，这部分负债可能高达GDP的100%。 只看债务占GDP比重，很容易低估真实压力。放到中国身上，难度又多了几分。 最直接的一环是人口结构。 2.1是人口更替水平，许多国家的生育率都低于这条线，而中国的数字尤其低。2022年，中国总和生育率一度降至1.09的历史低点，处在全球较低水平。 于是，抚养比在快速变化。1980年，每1名65岁及以上老人，背后有11名20至64岁的劳动者；如今这个比例已降至4.3左右；有预测认为，到2050年将降至约1.5。 从11个人扛一个，到1.5个人扛一个。这就是“严峻”二字的分量。 另一环是发展阶段。 人口老龄化通常出现在经济发展的较后阶段，发达国家往往是先富起来，再慢慢变老。中国的情况是，人均GDP还不到1.5万美元，与许多南美国家相当，低于大多数中等水平的欧洲国家。 这意味着，中国要用相对更少的家底，去应对规模更大的老龄人口。 还有一环，是退休年龄。 此前长期执行的60岁退休标准，是1955年定下的。那时全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只有21岁，60岁以上人口仅占7%。 七十年过去，人均预期寿命已接近80岁。2024年9月，我国明确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，2025年1月1日起施行，男职工法定退休年龄逐步从60周岁延迟至63周岁，女职工则分别从50周岁、55周岁逐步延迟至55周岁、58周岁。 改革已经起步，但步子是“小步慢走”，节奏相当克制。何况由于提前退休、特殊工种等因素，过去实际平均退休年龄还要更低，曾有统计显示仅为54岁左右。 这几环叠在一起，就有了一个常被引用的预测：曾有研究机构测算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，可能在2035年前后耗尽。这个数字常被人拿来制造焦虑，但它需要放在完整的背景里看。 一方面，那是基于当时